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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時代外交預測：周邊即首要
　　研究中國周邊外交，正是抓住了中國崛起背景下整個中國外交的靈魂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戴聞名/北京報道
　　2014年，中國成功主辦亞信峰會和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相繼提出“亞太伙伴關係”、“亞太夢”、“亞洲安全觀”等新外交理念，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取得實質性進展，並牽頭組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簡稱“金磚行”)。這一系列舉措，被外界解讀為，習近平時代外交大戰略浮出水面。
　　這些外交頂層設計的共同指向之一，是周邊外交在中國外交大棋局上的重要性凸顯。為什麼周邊外交被置於如此重要的地位？由此觀之，未來中國外交的著力點會在哪些方面？
　　《瞭望東方周刊》在復旦大學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研究中心主辦的“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周邊外交”研討會上，就這些問題對話了一批中國外交學者。
　　周邊外交為什麼如此重要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吳心伯對本刊記者說，周邊外交可能是習近平時代中國外交的最重要組成部分。為什麼“周邊即首要”？因為它有三方面的意義。
　　首先是大戰略意義。
　　對美國而言，周邊只有兩個國家，再引申一下也就是拉美，其周邊外交更多是地區外交。中國的周邊外交，則包括了14個陸上鄰國、6個海上相望的國家，再延伸出去，東面是亞太，西面是整個歐亞大陸。因此它不僅僅是地區戰略，更不僅僅是周邊戰略，而是真正的大戰略。
　　“中國的周邊外交其實是‘大周邊’，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習近平這一代領導人對中國和世界未來格局的戰略思考和戰略取向。”吳心伯說。
　　其次，這也是中國外交的自主性體現。
　　在中國還沒有強大起來的時候，外交圍繞美國走，所以那時對美外交是重中之重。而今中國的實力和地位發生了重要變化，外交將越來越“以我為主”，首先就要考慮周邊的佈局和經營。
　　第三層意義是，這體現了中國崛起之後走向的指向性意義。
　　中國強大和崛起以後，到底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大國，全世界都很關註。就像看一個人怎麼樣對待家人、鄰居、同事，就可以看出他的為人，看中國怎麼對待小國、弱國、欠發達國家，就可以看出中國今後是一個霸道的國家還是一個王道的國家，是不是一個真正的新興大國。
　　吳心伯認為，研究中國周邊外交，“實際上就是抓住了中國崛起背景下整個中國外交的靈魂”。
　　互聯互通：中國式一體化
　　周邊外交中的另一個熱詞是“互聯互通”。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蘇長和指出，互聯互通大戰略包括“五通”——政策、資金、貿易、基礎設施、民心。簡而言之，就是如何做到人才和物質便利、順暢的流通。
　　人的流動，核心在於減少障礙，便利人員往來，比如簡化簽證。物流，體現在海陸空很多設施的聯通上，還有經濟走廊、能源管道等。財流主要是指資本和貿易的流動，如促進相互投資，成立新的地區銀行等。智流的核心，是如何提供更多人力資源，如進行政策溝通，實現跨國行政等。
　　智的方面，還涉及整個亞洲的法律體系建設。亞洲國家可以探索建立亞洲刑事法院、海事法院、人權法院，因為現在的國際刑事法院是從羅馬公約的制度上發展出來，而亞洲很多國家並沒有簽署羅馬公約。
　　“互聯互通，是中國式的一體化或區域一體化，要能體現出中國人在處理大機遇上的智慧。”蘇長和說。
　　亞投行、金磚行，各有深意
　　新成立的亞投行、金磚行“兩大行”，各自又在外交戰略中負有什麼樣的使命？
　　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巴殿君總結說，亞投行的作用，就是把錢投在“一帶一路”上，激活這個區域的互聯互通。金磚行是為促進發展中大國的合作、建立利益共同體而設立。這些銀行，構成一套“組合拳”，勾勒出習近平時代的外交思路。
　　一個更大的背景是，崛起的中國一直面臨一個國際秩序挑戰——如何處理與現有國際經濟金融秩序和三大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的關係？是融入現有的體系、一直聽從美國的安排，還是另起爐竈？或者是在現有體系當中逐漸改造，提高中國的話語權？
　　“中國選擇的道路，不是另起爐竈，而是相互補充。”巴殿君說，“中國的目的不是要拋棄現有的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而是通過上述舉措來完善和促進當下秩序的改革，以形成面向未來的良性循環。”
　　“搭車論”的細節智慧
　　關於周邊外交，習近平不止一次提到“搭車論”，歡迎周邊國家搭乘中國發展之車。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國友分析說，在日常生活中，“搭車”包括五大要素：司機、乘客、車、車費和車道。
　　在習主席提到的“搭車論”中，司機毫無疑問應該是中國，不是中國和美國、或者中國和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雙司機，而只是中國。
　　“乘客”主要為周邊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當中那些經濟體量較小、發展速度不是很快、可能需要更好發展的國家，比如蒙古。
　　中國是一輛“快車”，各國可以享受或者創造出一種與中國經濟發展互利共贏的局面；中國是高速行駛的列車，不是只搭幾個朋友的小車，這意在說明，中國能夠讓很多國家上車，當然也和中國高鐵走出去有關聯。
　　“這些細節，體現了領導人在外交戰略設計中的周到考慮。”宋國友說。
　　他還認為，中國的“搭車論”不是中國的單方面援助付出，而是一種利益共同體。這樣可以避免一些國家對中國“搭車論”的懷疑抵觸，從而放心共贏。
　　而車道方面，中國已經規划出“一帶一路”——這就是中國高速發展列車最好的駛向地區未來的車道。
　　日本教訓啟示中國
　　在周邊外交方面，一個可資借鑒的亞洲先例是日本。日本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特別是泡沫經濟時代，也曾是國際影響非常大的“戰略型國家”，其核心“魅力”就在於經濟外交，但泡沫破裂之後，其外交魅力也基本上消解了。
　　“原因何在？就是因為它沒有能夠真正建構起一種可以長久發揮影響力的外交理念。”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遠說。
　　中國現在已進入經濟運行的“新常態”，當經濟增速放緩之後，外交能否保持良好的勢頭，並且真正走得更遠？
　　胡令遠說，除了保持經濟持續增長以外，中國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建構外交理念：從如何超越以經濟為推手的發展階段，走向真正的理念外交和魅力外交。